黑了，瘦了。结束在武汉67天“战斗”，遇到郑军华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形容他。
　　作为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在武汉的日子里几乎不晒太阳，但一直处于应激状态，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以黑了。吃得比平时多，但消耗是平时的数倍，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所以瘦了。泪点也更低了，只要一提及武汉，他就有流泪的冲动，直到回到上海三个月后，他才能语调平静地回忆那些日子。
　　日前，郑军华荣获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采访中，他说：“无论生命中有多少波澜壮阔，我们最迷恋的，始终是包裹在烟火人间里，平凡琐碎的温暖和感动。”
　　等待他们是场“硬仗”
　　出征，在大年三十的冷雨夜，武汉封城第二天。
　　这天晚上7时30分，正在医院值班的郑军华接到紧急电话，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即将出发，由他担任领队。他匆忙回了趟家，9时30分赶到虹桥机场。
　　郑军华坦言心里没底。这是一支临时组建的“混编旅”，135名医护人员分别来自52家医院，年龄最长的67岁，最小的25岁，花名册是手写的，旗帜是借来的。就连到底去哪家医院，也是在飞机起飞前一刻才知晓。
　　目的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地区唯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基地，而此时已有20多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白衣执甲，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硬仗”。1月25日凌晨1时30分，距离武汉封城不到40小时，他们成为全国第一支到达武汉的医疗队。
　　这一夜，郑军华彻夜未眠，惦记天亮后的全体会议怎么开。这一夜，很多队员戴着口罩睡觉，未知的恐惧无处不在。
　　“混编旅”成“尖刀团”
　　上海医疗队接手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30多个重症病人，三分之二戴着呼吸机。
　　困难前所未有。有的防护服太薄，不符合防控要求，得同时穿好几件。当时从上海带去的医疗物资，只够用5到7天；救治难度大，第一代重症病人死亡率高，核酸检测能力严重不足；院内感染风险高，有的队员甚至不知道怎么穿防护服。
　　在《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一上班就看到郑队在发火，原来昨夜收病人的过程没有完全符合规范流程。规范，正是“上海方案”中最基本的一条。“混编旅”要成为“尖刀团”，惟有拿出战时管理办法，把支部建立在病房。到达武汉第四天，郑军华给上海医疗队上了第一堂党课。在武汉的67天里，临时党总支一共收到73份入党申请书。
　　“一人一策”尽显专业
　　“风暴眼”中的金银潭医院，最多的时候一天有3个病人离世。必须在治疗上有所突破。上海医疗队坚持“一人一策”，并根据病情和基础疾病，隔几天就要修改方案。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不止一次提及：“我在上海医疗队身上看到专业主义精神。”郑军华带领上海医疗队，利用每周一次的休息时间进行文献研读，寻找疾病发生规律。他们不仅发明了通过5G技术传导的听诊设备，还通过新冠肺炎模型研究，精准地预测了西班牙和美国的疫情发展。
　　遗体解剖，这在平时亦非易事，更何况是在当时的武汉。但要弄清新冠肺炎的病理，遗体解剖势在必行。2月15日，上海医疗队在10小时内完成所有法定手续，全国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人的遗体解剖得以在金银潭医院进行。这一举动发现的病理特征，后来写进第七版的“诊疗指南”，成为临床一大突破。国家卫健委在火神山专门设点开展遗体解剖，我国成为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最多、标本建立最全的国家。
　　“甘于平凡，但拒绝平庸”
　　3月31日，在武汉的最后一天，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终于拍了第一张“全家福”。来时，135人，归时，一个也没少。
　　“本日医疗队队员身体健康，无特殊。”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是郑军华作为领队最深的牵挂。67天里，有38名队员曾经生病，其中9人发烧，2人病毒性肺炎，8人做过核酸检测，郑军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从冬天走出，我们看春风十里。”这是郑军华后来写下的一句话。来时，不问归期。归时，情谊深重。
　　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两个多月没理发，当地一位理发师主动找上门，要给医护人员免费理发。一位郊区的农民骑了5小时三轮车送来一车蔬菜，“上海医生，你们辛苦了！”
　　郑军华说，他也许不会再流泪说起在武汉的日子，但他把这些都封存在了心底，时时激励自己。
　　“甘于平凡，但拒绝平庸。”4月14日，上海援鄂首批医疗队解除隔离，郑军华最后一次以领队身份讲话。次日一早，他回到市一医院，又开始日常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