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考察时，特地走进畲民家里。前几天，他又看望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少数民族界委员。”钟雪玲说，“福建全省畲族人大代表只有我一个，肩上的责任很重。”

1999年，刚满20岁的钟雪玲中专毕业后，回到老家福鼎市白琳镇牛埕下村。那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

“多亏了造福工程，村里这些年才有了大变化。”钟雪玲回忆，2003年，牛埕下村散居山间的43户人家首批搬迁到山下，在政府资助下盖起新房，告别了买包盐都得走5公里山路的日子。2012年，她卸任牛埕下村村支书时，全村人均收入增长了5倍。

宁德造福工程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习近平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创造性地实施了“畲民下山、连家船民上岸”的移民造福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

1994年开始，造福工程在福建全省推广，受益人群范围不断扩大，财政扶持力度大大增加，目前已有约90万人整体搬迁至集镇、工业园区、中心村等服务水平较高的聚集地。造福工程成为福建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改善民生、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支点。今年，这一工程仍是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计划搬迁20万人。

“我们是人民政府，要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这样要求。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多个民生工程取得显著成果——在全国率先开展“餐桌污染”治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用一张看不见的“网”，让福建成为全国首个福建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担任总书记不久，习近平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问题从来就是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去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袁锦贵和政协委员陈兴生不约而同地提出，建议国家参照执行中西部地区政策，将23个纳入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原中央苏区县、革命老区县纳入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范围，每年按易地扶贫搬迁1.5万人安排9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帮助加快改善革命老区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福建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决定，进一步扶持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发展，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带动全局发展。此后，各部门一个个针对性强的帮扶政策纷纷出台实施，直击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人才短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等迫切难题，形成了重点指导、全面开花的帮扶格局。

两会召开前夕，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指出，要把抓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作为新一年的工作重点，以期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坚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些话，不少代表委员点赞。

“多点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代表委员们认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在是到了把相当一部分资金转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了。”在织就基本民生保障网后，代表委员们呼吁，更多关注农村和贫困地区，在医疗、教育、养老、金融、信息化等领域提供均等化服务，拉长短板。

2012年9月，钟雪玲调任翁江村第一书记。她发现，这个人口数过5000的沿海大村，有多种增收渠道，农民人均收入比牛埕下村高得多。牛埕下村虽也有部分村民进厂，但更多人的虽搬出了大山，却固守原来的土地，增收遇到了瓶颈。“必须敢闯敢拼，不满足于温饱；还得有技术，不蛮干。”钟雪玲认为，关键要多组织农民参加学习培训，从思想上、技术上帮助他们更新观念。

这一观点和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赖钟雄不谋而合。这位来自农村、长期研究农业的学者提出，要积极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使之成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经营者，以保障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变。

“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是公认的农村‘孪生兄弟’，却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命运。”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林绍彬感叹，民办教师的工资福利、养老医疗等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乡村医生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乡村医生所在的村卫生所承担着最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保障任务。他建议，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改善村卫生所（室）业务用房，严格把好准入关，给予乡村医生合理身份，进一步解决他们的养老、待遇、医疗风险等问题。

“坐不住了，感觉有太多事要做。”全国人大代表、南平市长林宝金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向贫困宣战，彰显政府的决心和责任。“有压力，更有动力。”一方面，他呼吁加大对老区、山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他建议，不能一味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特点。选对产业发展的路子，“百姓富、生态美”就一定能实现。(郑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