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海打造成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行政区之一。
　　去年，在经济危机中寻求突围的上海，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取消调整952项审批事项，接近前三批取消总数的总和；建设工程审批简化50％以上，44项审批事项实施并联审批，39项审批事项实施告知承诺……
　　今年，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信息公开为重点，政府自身建设将继续深化，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和为民服务的能力。代表、委员认为，这显示了上海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决心。
　　执行力：保证政策“不跟感觉走”
　　行政效率，向来被认作衡量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天平”。
　　“政策出台了不少，一些政府部门也在疑惑，为什么‘好’的政策起不到好的效果。”张载养代表说，除了政策本身是否实用，还需要考虑执行效率的问题。
　　代表、委员们指出，目前仍有不少项目审批效率低、环节多、周期长，仍存在阻碍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改善的瓶颈。
　　“审批制度改革的要害，不在于每年取消多少项目，而在于梳理整套的审批体系和流程。”冯德康委员建议，政府除了要推动网上行政审批管理和服务平台实质性运行，还可考虑将一些项目改为申报承诺制，这样既能减轻政府负担，又能提高办事效率。徐增增代表表示，一些政策出台后，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保证政策“不跟权力走、不跟感觉走”，要尽快建立解读、沟通渠道，让企业既看得见又摸得着。
　　去年，本市推进政企分开，第一批17个部门与所属企业彻底脱钩。“政府不能样样都管，要学会放手。代表、委员认为，对于应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的、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自我管理的事务，政府要坚决放开，把精力转到服务市场主体上。
　　提高行政效率，政府管理还需形成“合力”。张载养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政府部门分工再明确，也不可能把边界切割得非常清楚，应提倡政府部门间主动协作。“目前有些政府部门处理事务时，遇‘权限’问题就往外进一步，遇‘责任’问题就往内退一步。这让需要办事的企业、群众找不到方向。”
　　“对于政府绩效，需要完善多元的评估机制。”柳京京委员建议，改变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内部的单向评价，转向建立多元的政府绩效评估，让被服务的企业、机构和公众有规范的渠道表达感受和意见，促使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公信力：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
　　“当前政府面临两个改变：一是社会越来越开放、透明、信息化，二是全社会法治意识大大增强。政府要做好工作必须考虑这两个变化。”不少代表和委员表示，扩大政府信息公开，不断提高行政透明度，是政府不断增强公信力的必由之路。他们建议，要切实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信息的公开力度，推进财政性资金和社会公共资金公开透明运行。
　　“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些政策如何制定，钱又花到了哪里、是否合理。对于一些受社会关注的突发事件，政府部门更应及时公布信息。”薄海豹代表表示，有些政府部门受传统观念影响，面对问题本能地选择回避，但如今处于信息爆炸时代，政府如果不主动公开信息，一些群众就会转从其他渠道打听消息，这些不确切的消息反而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尤其是一些突发性事件，应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求实为本、依法处置，虽然不少政府部门准备了应对预案，但预案要在心里而不是抽屉里。”
　　一些代表、委员还表示，政府部门不仅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还要确保公开信息真实有效。屠海鸣委员建议，如政府采购等行为，虽有法规明确要求信息公开，还应对信息公开情况加强监管，避免出现公开信息模糊化情况，甚至衍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采购等利益信息“假公开，真定点”。
　　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执政的生命线。“这是一个‘蝴蝶效应’：一个执法人员的漫不经心，就可能酿成一起公共事件，危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薄海豹代表表示，目前一些行政部门，执法理念与依法行政不适应，执法者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不适应，执法水平与信息社会不适应，政府部门必须依靠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来“破题”。
　　行政执法规范化，需要制度作为保障，也需要创新工作方式取得实效。“政府管理不是‘零售’而是‘批发’。”张载养代表表示，政府部门行政执法不能考虑个案，而是要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否则容易产生执法不公。薄海豹代表建议：应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规定行政执法各环节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执法不作为、不规范问题，可以设立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律师、市民共同参与的检查组进行检查，督促整改。
　　一些代表、委员也建议，行政执法部门应探索更具可操作性并为群众接受的执法方式，推进阳光执法，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执法依据、程序、过程、结果都应公开，同时明示当事人的权利。
　　服务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服务不仅是种能力，更是一种对群众的感情。增强为民服务的能力，要治懒治庸治贪，更要强化群众观念，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
　　“去年我们去基层调研，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企业最盼望的不是出台新政策，而是希望行政部门能改变作风。”冯德康委员举例说，有企业去相关部门申报，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审批项目，前两次都不行，后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每次都能给出理由”。
　　“政府也是社会成员，只是角色不同。但过去政府一直习惯‘掌控’，认为自己是‘指导者’，面对新的形势，观念必须转变。”张载养代表认为，政府应该增强责任意识、群众意识，淡化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过强会把政府和群众、基层、实际情况隔离开。政府必须明白自身‘授权’从何而来，明白政府工作的立足点和服务对象。”
　　代表、委员建议，尤其对重大公共政策，政府应形成执行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合法性审查、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决策后评估等决策制度。“政府的决策作出后如果经不起实践检验，由此导致的政府公信力损失更难以估量。”薄海豹代表建议，政府决策出台前，应找专家和市民进行一次“不可行论证”。臧志军委员说，上海在民主决策方面有各种创新，如原南汇有实事工程群众“点单”、闵行实行预算听证，由公众来讨论政府钱怎么花，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胡光委员建议，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更需有主动服务的意识。“如果上海地铁里程数全世界第一，但市民家门口50米路却坑坑洼洼，这不能说我们做好了工作。”张载养表示，政府展示成绩时不能光说数字，还要注重群众实实在在的感受：“过去政府主要考虑‘必须需求’，如今上海硬件条件已大为改善，政府更需要‘精细服务’。”
　　“基层是政府服务对象，政策好不好，企业最清楚。”徐增增代表建议，可通过多种手段将政府置于企业、市民的监督之中。一些代表委员还表示，健全监督机制，要以新增投资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和涉及民生的专项资金为重点，加大审计监督与行政监察力度。特别是要全面加强对筹办世博会资金全过程审计监督，“确保所有资金使用经得起最严格审计。”